德国基本法一改《魏玛宪法》之全面规定积极权利的做法，将基本权统摄于人性尊严原理之下，是为调和积极权利之规范性不足的折中方案。
但是，平等性是普遍性的内在属性和要求。在自由主义历史上，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存在着不同种类的自由：一种是法律上的自由和法律禁止之外的自由，即孟德斯鸠自由和萨克逊式自由。
五四宪法的劳动权在确保劳动者工作自由的同时，明确了国家给予保障，规定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近代自由主义宪法为鼓励竞争，坚持契约自由，将劳动权视为对财产权的干预。[32]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122页。公民权中的公民意味着权利的取得非造物主所赐，而是仰赖后天国家成员的资格与国家法律规定。除了倡导包括妇女在内平等的参政权之外，其在宪法上集中体现为对应着福利国家对经济自由的积极限制和社会权的引进，[49]标志着经济民主时代的到来。
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22]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有两种个性迥异的法律观念，延伸为两种不同的二元法律传统：自然法和人为法。四、比例原则在现行宪法中的规范依据及其适用空间 关于比例原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的规范依据，向来众说纷纭。
以公民的基本权之间的冲突为例（不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比例原则的运用也是形式平等的内在要求，比如前面曾提及的债法中解释诚实信用的判例。因为，在自然法时期，由于认为所有的政治统治权力都是为了保护或贯彻前定的、非现世人所制定的普遍性之法而行使的，因而此等权力基本上只是执行的性质，统治者并不被认为是实际的主权者，严格说来，并无得以自行制定规范的现世权力存在，因此要求统治者合比例性地行使权力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发芽生长的土壤。平等与禁止恣意说虽然在防范立法恣意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并没有涉及基本权本身的问题。虽然如此，将基本权的内在要求看做比例原则的根据仍然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第一，由于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一个基本权利的位阶秩序，当两个基本权的实质内容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运用比例原则解决冲突？第二，如同平等与禁止恣意说，基本权的本质内容说同样无法就组织性事项的争议发挥作用。
（二）独立说 独立说是德国学者P.Lerche主张的学说，认为禁止超过适量不是其他宪法原则的构成要素，而是作为宪法指令部分的独自要素。2、基本权的本质内容说——比例原则是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 基本权的本质内容说是德国另外一种较具影响力的学说。
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很多委员都提出1954年宪法的表述法律上一律平等，不仅包括了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同时也包括了立法上的平等，这显然是有悖于立法原意的。而且，由于平等问题并不涉及国家组织权限，故而该说自然无法就国家组织性事项的争议发挥作用。8既然宪法是以规范国家权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为核心，那么宽容如果具有宪法上的意义的话，就应当是用来拘束国家，特别是作为国家干预人民自由权利行事依据之一[4]。【摘要】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与规范依据是一个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升格为宪法原则的正当性问题。
不过，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行政征收和征用条款写入宪法后（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意味着在我国宪法上已经确立了公私利益平衡的原则，可谓在公民财产权保护领域契合了宽容理念的内在要求。因为，很多因法律规定而误认为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伦理问题或宗教问题。如若要让每个人都修正自己人格化的价值观念而使得大家和平共处，那就必须取得某种妥协——一种价值相对化的处事方式，而这从根本上来说与（实证）法律的通常要求是相违背的。而就禁止恣意说而言，它实际上是对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双重限制。
由此，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及其根据问题乃是研究宪法上的比例原则的一个基础且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恰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16 郝银钟、席作立认为，比例原则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契合实质意义的法治国理念理念和体现了宪政国家公权力的配置及其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其内在精神始终追求对人的尊严及其权利的终极性关怀。
也就是说，如果认定比例原则是一个宪法原则的话，那么就应当找寻其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而现行宪法则表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前者只是意味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并不问其保护的对象是基本权还是公共利益。即它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法律国家, 而且也意味着实质性的法治国家——正义的国家。20 而且，2000年制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条规定了科学立法原则，即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法律的复杂性让一般的社会民众难于适从，不知如何做起。德国基本法制定出台以后，通过其第1条和第20条将其升格为一项宪法原则，成为涉及人权的公权力可能是立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其目的和所采行的手段之间，有无存在一个相当的比例问题[1]。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并未如德国基本法、日本宪法、加拿大宪法那样可以由某一或某几个宪法规范条款予以导出，但《立法法》第六条以及现行宪法第33条、第5条可有限度地为比例原则提供宪法规范依据。
这种平等并不问站在现实起点上的具体的‘人是否具有对等的前提条件，更不问自由竞争之后的结果是否平等，其实质乃是保障人人享有的自由权利（人权）。就应然的实质正义来说，要保持权力与权利、自由与平等间的适度平衡，就必须运用比例原则予以落实，以体现宪法意义上的宽容理念之要求。
1 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升格为宪法原则，意味着扩大了其规范和约束的对象，即从对行政权的要求扩张到一切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此种观念必然意味着可以导出以下结论：宽容是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并因宪法之基本权利保护的根本属性而成为宪法的核心理念。
于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并不是成文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个法律原则，而是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宪法的基本原理引申出来，它从法治国原则和基本权的基本要求或实质精神出发，以实质性规则特有的伸缩性和广泛适用性，解决法治国原则运用中的大量实际问题，使成文法制度难以避免的法律漏洞得到弥补，缺陷得以克服，从而使法治国原则更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应用。认为宪法第33条第4款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可解释出比例原则中必要性原则的内涵。
7 参见[日]青柳幸一：《基本人权的侵犯与比例原则》，华夏译，《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8 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 页。那么，宪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的实质正当性是什么？如前所述，将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升格为宪法原则，主要涉及将规范和约束的对象从行政行为扩大到立法行为等其他国家行为。从正义论和自然法论特别是法哲学研究中从超实定法原则找到了比例原则的思想渊源。
4 参见[日] 青柳幸一：《基本人权的侵犯与比例原则》，华夏译，《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二）比例原则是否可由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导出？ 法治国家之要义在于国家权力应受约束和限制，以保障人权。
从宪法精神和体系解释的视角来看，该条款既然处于基本权利规定的统领地位，那也就意味着该条款可视为对宪法第51条的一种纠偏行动。以死刑存废为例，人们不能因为生命权是一项固有的基本权而完全否定剥夺这项权利的正当性，也不能因为公共利益的必需而完全认可剥夺这项权利的正当性。
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会强调这个法治国原理不应包含任何具有宪法地位的命令或禁令，但需要在适应实态方面具体化[3]。比如，在债法中解释诚实信用的一个德国判例，就运用比例原则（相当于狭义的比例原则）来解释公民权利的行使违反善良风俗：假如对方的不利因素的增长与所追求的利益根本不成比例，（那己方为此）使用的手段就是违反善良风俗9。
法律规则同样如此，它总是一而再地告诉人们，哪种行为方式是正确的而哪些是错误的。我国有学者据此认为，比例原则是对基本权利之限制的限制，具有认定和补充基本权利的功能。这些学说大体上可分为派生说和独立说两种。所以，禁止超过适量也只能通过某个参照系（这往往由法律所确立的层级构造确立）获得其规范依据，虽然可以透过程序的法律天堂里来寻求这种均衡，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程序价值也无法逃脱实体价值的依托，正如阿列克西宪法权利适用的比例原则也是以宪法权利规范结构理论和原则的定义为前提的。
11 平等原则说容易被误解为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原则发生关联。如果过于推崇此等观念的话，就会摈弃宪法规范的实质正当性而走入实证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
从而能够方便地解决平等与禁止恣意说的缺陷——只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提出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而这只是基于一个早已由孟德斯鸠论述过的经验判断——权力总是会被滥用。除此之外，比例原则体现现代宽容的意义还表现在公民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上，以约束司法机关。
3参见姜昕：《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河北法学》2008年第7期。（一）比例原则是否可由平等条款导出？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通过第33条第2款规定了平等权原则，但对该款的解释一直存有争议。
